澎湃的新闻记者张无为苏杨帆刘惠朱郑勇 　　“尼克松来上海”11岁的沈丁立在上海上小学，老师在课上说：“见到来自美国的人，不要自卑，要记住要有礼貌，要展示中国人民的风貌。”。这一年，38岁的傅敏庄正怀了第二个孩子，1958年毕业于湖南医学院附属湘雅医院（现在是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成绩优异，留在学校生物化学教研室执教。美国人的阿米利肯·麦基刚刚出生。当时的他们可能没有预想到1972年发生的事情会如何改变他们今后的人生。 　　1972年2月21日，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国旗首次在北京上空飘扬，尼克松总统的专机“空军1号”在北京着陆。从舷梯上下来的尼克松，在地面上有三四级台阶时，向前来迎接他的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伸出了援助之手，他说：“我们的手一旦握住，一个时代就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周总理陪同尼克松乘坐红旗轿车去钓鱼台国宾馆时，意味深长地对尼克松说。“你的手伸向了世界上最宽广的大海和我握手”。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抵达北京，在机场与周恩来总理握手。 　　6天后，尼克松从杭州到达了本次中国旅行的最后一站上海，2月28日，中美在上海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简称“上海公报”）。中美两个大国通过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相互敌对，相隔数十年后，打开了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中美关系的冰开始融化，中美两国数千万普通人的命运也发生了变化。 　　中美洲《上海公报》 　　美国的形象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 　　关于美国，少年时代的沈丁立和比他年长的傅敏庄在1970年代经常听到“被美国帝国主义所打动”、“美国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支持马丁·路德·金…支持美国黑人的抗暴斗争”这样的说法。沈丁立知道同龄孩子中少数尼克松是谁的，他父亲是公安局干部，每天带着新华社编的“参考信息”回来，对国际政治也逐渐有了认识，特别期待尼克松此次访问上海。 　　在尼克松离开上海之前，沈丁立没有机会见到美国人。 　　尼克松访华后，美国的中国人心中的形象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在沈丁立的记忆中，关于美国的正面教育在尼克松访华后显著增加。中美关系的缓和最初出现在娱乐方面。 　　尼克松访华后，“中国乒乓球队访问了美国四国”的纪录片进入了大众的视野。该纪录片描写了1972年4月，作为第一次访问美国的非正式代表团，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去年访问了美国乒乓球队的访华。这个纪录片第一次给沈丁立看了美国的真实影像。他印象最深的片段是中国乒乓球队抵达底特律后，中美选手在福特汽车厂进行的乒乓球表演赛，整个比赛过程都充满了喜悦，乒乓球台两侧的中美选手笑着。这一幕改变了沈丁立以前对美国所持的负面看法，他认为美国人不错，至少在纪录片中，美国人对中国选手很友好。 　　1971年4月13日，中华全国体育大会举行欢迎仪式，欢迎访问中国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中美两国乒乓球选手在北京首都体育馆举行友谊赛。 　　尼克松访问上海后，上海教英语的广播节目增加了。套餐的教材在新华书店出售，沈丁立急忙去买。每当节目播出时，他就搬着长凳在收音机前等着。61岁的沈丁立回忆起第一次学习英语，在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中说：“当我能学习英语的时候，政府告诉我学习英语很有用。”。 　　1975年，沈丁立进了中学。组织同学在上海青年宫工作后，他得到了青年宫的回执--图书卡。他用这张卡借用了“现代美国政治制度”，附上了英译中版的“美国宪法”。 　　另一方面，美国方面对缓和中美关系的反应很快。在尼克松访华之前，美国开始了关注中国问题，争先恐后地来看中国的“中国热”。1971年5月至1972年2月初的9个月期间，上海接待了美国科学家、医生、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记者、部分友好人士100余人。尼克松访华后，1972年到1973年，访问上海的美国人近千人，比去年增加了5倍。 　　对于当时20岁的美国乔恩·科夫曼来说，尼克松访华一口气揭开了她此后的人生。她从大学开始就对中国和中国的研究很感兴趣，但是父亲担心她的专业不太好找工作。尼克松访华让科夫曼感到，自己的专业不仅是个人兴趣，而且具有职业潜力。只是，科夫曼的中国旅行还要等几年。 　　《上海公报》发表后，中美仍经过近7年的长谈，于1979年正式建交，这一年，沈丁立以物理满分的成绩考取了复旦大学理论物理专业。1979年以后仅仅几年，中美交流的范围和规模就远远超过了1949年以前的水平，发生了更大的变化。 　　“中国一直在变。” 　　“他（邓小平）知道……为了和美国取得联系，帮助中国现代化，中美关系的正常化是重要的一步”。已故的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傅高义在名著《邓小平传》中这样写道。当时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最期待中美建交的领域是科学，在他看来科学是实现现代化的最重要因素，美国在这方面有着很大的领先地位。 　　1978年7月，担任卡特美国总统的弗兰克・新闻科学顾问率领第一个科学代表团访华，是美国访问海外史上最棒的规格科学代表团。邓小平建议美国立即接受700名中国留学生，他的更大的目标是美国在今后几年内接受数万留学生。价格意外地在华盛顿时间上午3点打电话叫醒了卡特，要求他立刻同意丹的要求。卡特对价格给予了肯定的答复。 　　但是，中国最初约50名留学生，1979年初中和美国正式建交后不久就飞往了美国。随着中美邦交正常化，飞到美国的是邓小平。中国电视台每天播放的新闻和邓小平访美期间制作的纪录片，对美国的生活有着非常正面的印象——住在工厂、交通、通讯和新式住宅，拥有各种现代家具，穿着时尚的美国家庭。 　　傅高义说，邓小平访美给了很多中国人直观地看待美国的机会，邓小平也鼓励中国民众对美国的兴趣，希望有助于理解中国观众对自己的国家是多么落后、多么需要变革。 　　邓小平在华盛顿与卡特总统会谈后，签署了有关领事馆、贸易、科技、文化交流的协定。此后5年间，约19000名中国留学生赴美交流。傅敏庄是教研室的好友袁老师之一，1980年从美国出发，访问了休斯顿州大学安德森癌症中心（MDA）。MDA是美国最大的癌症研究中心，也是世界上最有名的癌症研究中心之一。 　　1980年，28岁的科夫曼第一次来中国。此时，她取得了汉学的本科学位，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取得了汉学、健康和医学科学的硕士学位。她出版的硕士毕业论文是关于中国人口计划的，是向联合国人口基金北京事务所的项目官员征集的。“当时的我有一些关于中国的书的知识”。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她对这样澎湃的新闻说。 　　1982年左右，科夫曼（右一）和联合国人口基金的同事在北京机场的人口普查海报前拍照。 　　2年后，和作为波士顿市长特别秘书访问中国的乔德尔·盖斯一样，科夫曼眼中的中国人和意大利安东尼奥导演1972年的纪录片电影《中国》的形象不错，当时的中国人穿着蓝色、灰色的中山装或绿色的军服。1982年，由乔・戴尔等10多人组成的中美交流美方代表团接受了中国的邀请，从波士顿出发前往北京。 　　1982年，中国的GDP在世界第8位，人均GDP在世界第127位。科夫曼工作的联合国人口基金办公室就在北京三环路附近，科夫曼觉得那里的路好像在走着驴车。1980年代初，北京人在二环路灯下打麻将。“开车的时候要注意避开他们”。乔德尔入住北京酒店后，看到窗外的景色，映入眼帘的是田野和田地。街上的车也很少，人们主要的移动手段是自行车。 　　但是，科夫曼也感受到了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变化。1980年~1984年在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工作的这4年间，科夫曼觉得“中国一直在变化”，其中最直观的是服装。我清楚地记得，春天来了，穿裙子、男性穿西装、打领带、穿休闲服的女性增加了。中国人的衣服颜色逐渐远离传统标准的蓝色和绿色。许多与外界交往的限制也逐渐放宽，她也可以和中国朋友去公园野餐了。 　　科夫曼（前排左3）担任联合国人口基金项目官员期间的实地调查。 　　乔德尔在北京认识了当时中国外交部的韩叙副部长，与韩叙和夫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虽然文化背景不同，但是他们很清楚自己在追求什么。在乔德尔的心目中，韩叙是当时了解中国对美国重要性的少数人，他所有的努力都指向了改善和强化中美关系的最终目标。 　　中美关系的迅速发展也大大改变了中国美国人心中的形象。根据1980年美国的舆论调查，回答者的三分之二对中国有好感。科夫曼在北京的4年间，与联合国人口基金办公室的中国同事建立了“非常好、美丽、友好、温暖的关系”。 　　异乡的挑战 　　1984年，科夫曼结束了她的第一次中国旅行，回到美国继续学习哈佛大学的公共卫生专业博士。这一年，沈丁立参加了知识竞赛，为5年后第一次去美国旅行打下了基础。 　　当时，沈丁立本科毕业，在复旦大学攻读硕士课程。1984年上海电视台举办国际知识大奖，上海、浙江、苏、皖的参加者超过万人。除了沈丁立以外，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的老师和学生都参加了。沈丁立进入决赛，获得个人赛二等奖。这是复旦大学所有参赛者中最好的奖项。复旦也获得了团体赛第一名。 　　通过多轮比赛全过程的视频转播，上海和复旦知道在这样的国际关系领域也有造诣的物理学硕士。5年后，复旦大学推荐成为普林斯顿大学的军制博士的理由之一。 　　当时，美国的“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关系委员会”（CIRSPRC）每年都会选择一些来中国取得国际关系硕士学位的中国青年，并在美国的大学取得博士学位。CIRSPRC提供了第一年的留学费用，接下来取决于美国领导人是否提供奖学金。1989年CIRSPRC将在中国取得理科博士学位的中国人赴美国成为国际关系博士后，希望“从事国际安全和军事科学的研究”。当时，沈丁立取得了物理学博士学位，加上国际关系上的“知名度”，几乎是最合适的人选。向CIRSPRC推荐沈丁立的是他的指导者、复旦大学校长雪德。 　　差别不大，傅敏庄也紧张地准备去美国访问。1989年，她的好朋友袁老师在美国工作多年学习后，帮助傅敏庄访问了安德森癌症中心（MDA）。决定去美国的半年前，傅敏庄突击了大部分精力学习了英语。白天她在教研室教书，晚上加班学习英语。1989年，傅敏庄终于有了公派被派到美国的机会。丈夫详细地为她放了几件新衣服。 　　“虽然改革开放了十几年，但是旧一代的观念是保守的，不想让祖国丢脸”。傅敏庄的次子罗凡砚传来了澎湃的消息。 　　出发去美国的前一天，沈丁立在复旦大学的物理楼下遇到了谢希德，并向校长报告说明天出发去美国。谢希德拜托美国的沈丁立说：“沈丁立，很多人说好学习后一定回国，但结果没能成功。但是，我相信你。”。面对谢希德的请求，沈丁频频点头。“我一定会回来的。明年的这个时候，我会在这里向你报告。” 　　1989年9月9日，沈丁立乘坐了从上海飞往纽约的飞机。经过10个多小时的长途旅行，飞机降落在肯尼迪机场。 　　飞机着陆的时候，沈丁站在空中俯视着那个“传说中的曼哈顿”。夜幕已经很低，是曼哈顿双向十多条车线，车流辘辘，宽敞，车线上汽车黄色的前灯和红色的尾灯像一条“灯河”，勾勒出城市的形状，这个画面深深印在了沈丁立的头上。沈丁立去年访问意大利时，目击了现实中的高速公路，但第一次到达美国，目击了连接纽约和新泽西的林肯隧道出口的双向20车道的高速公路，依然受到冲击。 　　走进普林斯顿大学校园，沈丁立立刻迎来了他在异国的第一个挑战。他到达3天前，他的美国领导人前往莫斯科出差，被安排在普林斯顿学校的酒店，一天的房费是90美元。沈丁立在出发前用自费公派留学证交换的300美元很快就花光了，3天后会陷入流落街头的窘境。于是他想办法去报亭找转租广告，找了很多，抱着回酒店打了电话。第一次遇到传话电话，组织了半天语言后，他紧张地说：“我是哈顿，在xx那里。我正在忙着租房子。回来后请给我打这个电话。”。不巧对方打电话来的时候不在，所以只能根据留言打电话。 　　被耍得团团转，沈丁立就这样找到了他的房东，是来自武汉的中国男生。他们住的地方是巴特勒公寓（Buller Apartment），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了配置来普林斯顿读书的海军转业者而建造的。这是1940年代后半期的事，沈丁立去普林斯顿大学的时候，这里住着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 　　沈丁住在两间一厅的小房间里，房东一家去外州看书，一会儿不回来，就租了房子。这里的房租便宜，消除了沈丁立焦急的心情，他很感谢房东。 　　房东很受欢迎，普林斯顿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们三天打鱼，在他家开派对。房东朋友看到沈丁立每天早出晚归，辛辛苦苦怀恨，成了长期沉默的好朋友。 　　生活逐渐规律化的同时，沈丁立的科学研究也迅速步入正轨。他一般上午9点出门，凌晨才回家，每天在办公室和家里工作近17个小时。在如此高强度的研究下，他在到达美国的同年11月完成了第一份研究报告，是关于中国的核力量和政策的。他把这份报告寄给谢希德，并得到了复旦同事对谢希德的肯定。 　　1990年，谢海德访问普林斯顿时，和沈丁一起拍了校园里的照片。 　　傅敏庄抵达美国后，还在MDA的实验室里埋头学习。1980年代的中国，和美国在医学技术上有很大的差距。罗凡砚传消息，当时在美国学习了一年，相当于在国内学习了好几年“我们国家大量需要分子生物学方面的人才，母亲在美国主要学习分子生物学技术的理论知识，包括操作。虽然她当年也不年轻，但是老一辈还是有学习的意愿，坚持了。” 　　在渴望在美国学习知识的同时，傅敏庄也很担心远在他乡的家人。当时，每月生活费约400美元，傅敏庄租了房子，支付了日常费用，又节约，买了美国的免税品带回了中国。傅敏庄结束了一年半在美国的访问回国的时候，她带着先锋音响、尼康相机、松下录像带回家了。“这些东西80年代很高级，是我们中国人最喜欢的东西，当时在国内卖得很高。除了电视之外，还没有国产的。”。傅敏庄的长子罗建新说。 　　有人回来了，有人再出发。 　　和傅敏庄一样，沈丁立在美国也有人担心。1990年2月，谢尔德访问普林斯顿，给沈丁立带来了信。这是当时国内的女朋友写的。她比沈丁立早确定了出国的意愿，但由于时代的原因，她的出国之路比沈丁立难得多。她在信中感谢沈丁立帮助我出国，表达了她出国的坚定愿望。他们曾经约定，谈恋爱关于她出国的日子，沈丁立为了坚持一定在中国发展。 　　1990年初夏，她来到了美国。沈丁立坐10个多小时的“灰狗”长途汽车去探望，以前很熟悉。普林斯顿大学能源环境研究中心的索科罗夫主任得知此事后，用英国诗人雪莉的名句安慰了沈丁立。 　　科研生活忙，快半年过去了，沈丁立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用在科学研究上，回国前又完成了两个研究报告，分别关于反潜战和中国海基的威慑力和南亚核扩散。 　　沈丁立接受的美国邀请是两年，但仅限于当时的条件，复旦只允许他访美一年。为了他留学期间的优秀表现，复旦在那之后也同意了2年的访问。1991年9月9日，整整两年后，沈丁立离开了美国。第二天，上海湿热的闷热空气和深呼吸一起充满肺的时候，他知道回家了。第二天，他再次出现在复旦物理楼，向老校长谢希德报道“我回来了”。 　　沈丁立回国2年后，罗建新学习了同样的医学，在母亲的联络下，1993年3月也访问了MDA的同一个实验室。促使罗建新出国的，不仅是母亲从美国带回来的美好体验，也是当时大势所趋。“当时，出国可以增加知识，学到的东西可以回国，对国内的发展，对教育、科研、医疗也有很大作用。这是在大环境下的倾向，所以我也进入了出国大军。”。罗建新传达了澎湃的消息。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初，中国出现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二波留学热潮。与19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以公派访问学者为主的留学热潮相比，第2波的留学热潮中自费留学生大量涌现，成为近30年留学热潮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改革开放给中国人生活带来的进步。 　　自从科夫曼1980年初抵达中国后，她的职业重心都在中国。“我每年往返中国五六次。如果我不在北京，我就在往返北京的路上。”他在澎湃的新闻中说：“在中国举办亚运会前后，我注意到北京建设了首都机场高速公路。北京的基础设施变化令人吃惊。”。 　　但是，罗建新坦言，在他去美国留学的时代，中美在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差距，他所从事的医学和生命科学也是如此。“但是，中国人几千年来的优良传统是吃苦耐劳。中国无论是公派还是自费去美国留学、学习的人，都抱有对知识的渴望和追求。虽然水平和能力有差距，但能认真做的地方，包括美国人在内，很多西方人都是欠缺的。””。 　　罗建新的实验室里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其中近半数来自中国。一般人早上9点在实验室上班，晚上5点下班，罗建新下班后又工作。因为英语不好，读文献很难，所以他用词典一个一个地查，这样慢慢地平了和别人的差距，适应了那里的环境。 　　到美国半年多后，罗建新遇到了不平凡的经历。有MDA的得克萨斯州是布什家的根据地。担任美国总统的布什总统的女儿从小就患有白血病。当时，罗建新的实验室主任参加过布什女儿的诊断和治疗。1993年10月，布什总统参观了MDA，作为普通老百姓访问了罗建新，他说：“没有见过大的领导人。美国总统就不用说了。”。当时，所有实验室的人和布什先生拍了纪念照片后，罗建新先生在休息的间隙对布什先生说：“总统，能不能一个人拍照？”。布什总统爽快地答应了。 　　罗建新和布什总统的照片 　　“我跷起脚来了。他是1米9，我是1米7。如果我不跷起脚来，我只能站在肩上。”。就这样，罗建新和布什留下了单独的照片。这张照片精心地用相框装裱，至今还挂在他家的墙上。 　　1995年2月罗建新回国的时候，儿子罗靖旻已经4岁了。25年后，心脏内科博士2年的罗靖旻先生也走上了像祖母和父亲那样的美国之路。这25年间，中国和世界又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美国人在中国找到了幸福。 　　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飞机与美国纽约的双胞胎大楼相撞，震惊了世界。美国开始了对阿富汗的反恐战争。尼克松访华那年，德克萨斯州出身的阿米利肯·麦基（American McGee）讨厌自己的纳税金成为坠入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场的炸弹，2004年卖掉了美国所有的房子，一个人来到了中国。 　　来中国之前，美国是一个建造了一棵小树的游戏设计师。2004年，他一直接受来自世界各地的工作邀请，最终选择去香港。之所以选择香港重新开始生活，是因为他的母亲一直热衷于中国艺术和中国式家具的设计。因为他小时候家里有很多中国式的艺术品和家具，甚至收藏着中国传统风格的服装。母亲对那个遥远的东方国家有着浓厚的兴趣，感染了美国，也憧憬着亚洲文化。同时，专注于亚洲家庭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也吸引了他。 　　2005年，在洛杉矶认识的朋友邀请我去上海。朋友告诉他，中国大陆到处是商机，人们都很兴奋。于是在这一年春节期间，他第一次来上海。 　　美国早就意识到在香港创业不现实，香港的物价很高，处于全面发展阶段。光是生活成本就够高的了，创业是什么。在朋友的鼓动下，在上海建造自己的游戏工作室的想法渐渐变成了雏形。2007年，American和朋友在上海设立了游戏工作室“Spicy Horse”（麻辣马）。 　　当时，和他一样，看到上海无限的潜力，很多外国人都来投资创业，美国称之为第一波外国人留中潮。 　　和朋友借了一段时间后，American搬到了中山公园附近。当时的地铁4号线只通中山公园，龙之梦商圈也还在建设中，但在他的印象中，中山公园就像是城市的边缘，再出去就什么也没有了。2006年的上海可以感觉到正在努力追赶与香港的距离。 　　除了自学中文外，American把出门买生活用品时使用的单词写在笔记本上，给卖东西的阿姨叔叔看，阿姨叔叔乐意帮助外国人学习中文。这样，在上海住了一年后，他已经可以用中文完成基本的交流。 　　2011年麻辣马工房开发的游戏《爱丽丝：疯狂回归》正式发售，博得了众多玩家的好评。对美国来说，这是他在中国重要的里程碑。这一年，他和一个约会很短的女孩重逢了——一个从事时装设计师工作的江苏女孩--后来，她成了他的妻子。 　　2016年，手游行业竞争激烈，麻辣马工房失去市场竞争力，宣布解散。虽然事业受挫，但是American收获了爱，和现在的妻子订婚，制作了夫妇品牌“mysterious”（谜）。 　　阿米利肯在泰国有一艘帆船，求婚前他在帆船上住了一个多月，航行在泰国和马来西亚之间，重新考虑他是否长期住在中国，想在这个世界上做什么。在这趟航程的最后，他感受到了内心的开阔感，他知道，他想回到中国，回到妻子身边。他向当时的女朋友求婚，建立了家庭，决定长期住在中国。他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住在中国更幸福的地方了。 　　想成为最能玩最能学习的人 　　2001年，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大力推动了自己的经济发展。1978年至200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由3645亿元增加到24.95万亿元，年平均增长9.8%，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平均增长率的3倍以上，中国经济总量上升到世界第四位。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至今仍保持着稳定的地位。 　　中国的巨大发展吸引了无数美国佬来中国发展自己的事业，关注中美洲两国的很多人也富于沧桑。 　　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沈丁立在巴特勒公寓认识的朋友来到上海参观世博会，沈丁立带他们去参观世博园，共同回忆了20年前难忘的岁月。时隔20年，曼哈顿独特的眩晕“浪漫式”的光环正在消失，而上海则是日新月异，面目一新。曾经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向往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的市容，在这一代人的努力下在上海成为了现实。 　　乔·戴尔在1982年结束中国之旅回到美国后，一直致力于与丈夫的中美交流。2014年，我和丈夫再次来中国度假5周，在北京庆祝了50周年的结婚纪念日。在这次旅行中，与30多年前窗外的一片凄凉景象相比，现在的中国到处都是高层建筑。 　　在这个背景下，新一代的中国学生和他们的前辈有着很大不同的体验。 　　2012年暑假去美国旅行是刘珈岑近10年留学生活的开始。家人本来说想带她去美国玩。在芝加哥着陆后，家人开车去了印地安那州。冷静下来后，父母突然问刘珈岑是否对体验美国中学生活感兴趣，他们告诉她办理手续，让她感受到美国的学习氛围。父母约定如果真的不愿意的话，就回国继续学习。 　　刘珈岑一直在沈阳读私立国际学校，但对这样的事情的接受度也很高，决定试一下。 　　于是刘珈岑带着去体验的心情开始了她的留美之旅。她的父亲在美国做生意，她在美国逗留的时候，父母也在美国和她在一起。与前辈相比，刘珈岑的留学生活开始得相当顺利。 　　刘珈岑到的时候，学校已经开学了一段时间，很快就赶上了一些考试。她在国内国际小学和中学都是全英语环境，美国七年级数学才学会了分数加减乘除和最简单的一元一次方程式。刘珈岑很好地参加了考试。学校认为她的水平远远超过了现在的课程水平，给她安排了各学科的能力测试，确定了她的课程难度。 　　课程表全部更新后，她的英语课被安排在当地学生的水平上，数学也提到了当地高中数学的难度。这时，刘珈岑真的感觉到了美国和中国的很大区别，在中国大家的课程是统一的，好好学习不好，大家还是要上同一门课，个人不能选择。但是在美国，个人可以尽量发展，学生可以增强自己的优势，鼓励中学生去上高中。 　　她渐渐体会到这种模式的好处，因为她很偏科，与之相比，美国的教育模式反而适合她，于是刘珈岑决定留在美国学习。家人早就准备好了，绿卡已经申请，学区内的房子也安放着。 　　生活无忧无虑，语言和学习也没有障碍，与前辈留学生相比，刘珈岑这一代少了许多“青翠、开山”的痛苦，但也遇到了别的问题。她英语很好，但是周围的学生从小就互相了解，从某个小学到同一所中学，同一所高中，也许知道十几年。刘珈岑第一天去学校食堂的时候，认识的学生们坐在桌子上。她甚至不知道该坐在哪里。还是当时带她去学校的老师安排了桌子。 　　她逐渐觉得和同学之间相处也比较困难，因为没有固定的班，大家在一节课结束后直接跑到别的教室上课，放学后也分别回家，刘珈岑很长时间都处于被动一种孤独的状态。在中学阶段，刘珈岑是学校里唯一的中国学生，高中学校里中国人多了，大约有四、五个人，那时刘珈岑才真正体会到了“同乡见同乡，两泪汪汪”这句话是多么写实。 　　家人拒绝把她送到纽约、洛杉矶等大城市，害怕和中国人拥抱，选择了这个纯白人社区的学校。但是，这对她来说是个困难的时期，她并不是特别适应欧美文化，对美国孩子喜欢的电影和音乐也不太感兴趣，但是在这个环境中生活的话，她必须接受和适应这些文化。 　　刘珈岑的父母希望她能在这样的情况下突破，不产生依赖性，为了锻炼她的英语水平，让她自己办银行卡，家里的车坏了，也可以让她向店员说明情况寻求帮助。刘珈岑一边和店员沟通，一边查油交换和钉子英语是什么，轮胎漏气了怎么说，只能这样一点点地，跌交完成父母交接的任务。 　　这些事情让刘珈岑处于被动、拘束的状态。当然，她知道她想通过父母相似的训练来加速她的成长，但她认为这样的催促对她来说是很大的伤害。 　　2018年，刘珈岑考入普渡大学。她在大学毕业了工业管理、数学、统计三门专业，维修了计算机科学，拿到了数据学证书。刘珈岑努力用最有效的方法安排时间，她提前安排一周的时间，每天的学习时间一般超过10个小时。 　　她觉得不能说她喜欢学习。她也不觉得自己是个聪明人，但却是个计划很好的人。在上大学之前，她基本上都安排了不好上大学四年的什么课。如果不这样做的话，3个专业的学习任务只是一时兴起，4年内就不能完成。 　　除了继承中国留学生的勤劳传统外，刘珈岑也一直是学习圈中最能玩的，想成为游戏圈中最能学习的那个人。她空闲的时候也和很多大学生一样，参加派对和音乐会，忙着能利用的休假旅行。她每天花在学习上的时间也超过了很多同龄人。 　　“中美关系的大门既然打开了就不应该关门。” 　　2020年新型日冕病毒爆发，刘珈岑家的长辈也不能像以前那样频繁地往返于美国，她和母亲2年没见了。新冠疫病的爆发，使罗靖旻赶不上美国的飞机。 　　2020年1月，罗靖旻的课题组与美国休斯顿卫理医院研究了所有的合作项目，罗靖旻的课题也属于项目的一部分，在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的帮助下，他前往美国继续研究这个课题。他是继罗家祖母傅敏庄、父亲罗建新之后第三代去美国留学的人。 　　现在，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主任罗凡砚，在外甥罗靖旻那一代，传来消息说，母亲和哥哥有很大的不同。现在，学校差不多一半的博士生选择去美国做课题和学习，去国外也不像以前那么难，去国外的选择也多种多样。 　　另外，中国的医学水平仅仅20多年就大幅提高了。“现在我们正在研究技术。直接学习了美国临床这一更先进的科学研究技术。”罗凡砚坦言，中国在医学技术方面与美国的差距很小，但在成果方面还存在差距。 　　罗靖旻在美国呆了一年半，但由于新冠疫病，他的行动也大部分受到限制，在实验室、宿舍、超市三点一线。此外，他在美国最大的感觉还是想念祖国。面对中美目前医疗方面的差距，他也比大叔更有自信。 　　“我在美国做了小手术，等了两三个月。这是我们医院（湘雅医院）当天可以做的。”罗靖旻对于澎湃的新闻，意识到中国医疗的便利性绝对是世界第一，实验机器设备必须努力他说：“技术和先进理念是可以学习的，机器设备也是有的。”。 　　2021年8月，罗靖旻选择回中国，现在是总住院医生（在主治医生之下，属于初级职称）。今年暑假刘珈岑也毕业了，我打算继续读研究生，但是我不想再去美国了。今年8月，她在印地安那州生活了近10年。 　　科夫曼目前是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计划学术项目的高级主任，该项目是以棒奖学金为范本，为清华大学未来的世界领导人持续提高领导能力而开设的世界事务硕士项目。同时，在哈佛医学院的世界卫生和社会医学部执教。 　　科夫曼近影 　　沈丁立虽然地理上离开了美国，但现在作为复旦大学教授、国内知名的美国研究学者，他对美国的研究和国际形势的尖锐评价仍保持着与美国的联系。 　　2019年，阿米利肯的儿子出生在上海。他和妻子谈过。他们希望孩子以后加入中国国籍，但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想把孩子送到国际学校。在他看来，妻子接受了中国本土的教育，现在已经成为了非常优秀的时尚设计师。因为岳母也和他们住在一起，所以听说阿米利肯家的“官方语言”是中文，现在儿子2岁了，中文已经不成问题了，有时也会纠正阿米利肯的中文错误。美国决定将来让儿子接受中国本土的教育。在上海生活了近20年，美国已经把自己看做从美国移民到中国，这里已经是他的家了。 　　自《上海公报》发布以来50年来，中美双边贸易额从9000万美元以上上升到7500亿美元以上。两国人员往来每年都有数千人以上在疫病面前超过500万人。有7万多家美国企业在中国投资。有30万以上的中国学生在美国留学。50年前的“破冰接触”不仅改变了中美关系和世界历史进程，也改变了中美两国无数人的命运。 　　“我经历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全部时期，看到中国从1980年代相对封闭的国家变成了“全球公民”。我经历了中美交流的历史。这段历史有几个深刻的启示。我们需要铭记。」科夫曼对新闻这样说道“但是，最近一段时间的氛围让我非常不安。我这样的人知道美国必须在学术、战略、政治上与中国合作。不仅美国，世界也必须这样做。为了解决疫病，气候变化等世界所面临的更大的问题。”有很大的问题。但是，我们现在被卷入了地政学。缺乏这种不信任和接触对世界不利，这让我感到悲伤”。 　　2022年2月28日，国务委员王毅在《上海公报》发表50周年纪念大会上演讲。 　　2022年2月28日，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上海公报》发表50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演说。王毅说，中美关系目前面临着建交以来罕见的严峻挑战，引发了国际社会陷入世界分裂的严重担忧。中美双方必须再次做出历史选择：是继续和平共处，还是对抗冲突。是坚持开放合作，还是回到隔绝对立。正确答案实际上包含在《上海公报》中。 　　“中美两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既然中美关系的大门已经打开了，就不应该再关闭了。既然世界摆脱了冷战，就不应该放下铁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将《上海公报》从中汲取更多的智慧，引导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在新形势下中美两国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确交往道路，努力造福两国、世界。这是中美两国的责任和责任。」王毅说。 　　科夫曼先生最后说他说：“我个人参加了40多年的工作和事业，告诉我社会正义的问题和世界的健康很重要。这些工作纯粹是为了让世界更美好。这样的工作不应该被地缘政治学中断。希望在中美之间多接触。我们是地球公民。”。 　　（实习生卢之琳也为正文做出了贡献） 　　责任编辑：李怡清图片编辑：陈飞燕 　　校正：实施方式375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