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介绍：　　大正时代新女性资料的图片 　　土佐光吉的“紫式部肖像”立轴资料的图片 　　福泽谕吉资料的图片 　　“中年离婚”海报照片资料 　　3月8日是中国女性的节日，在日本3月3日是传统的女儿节。从紫式部在《源氏物语》中描写的众多女性到现在，日本女性为了赢得独立，走过了漫长的曲折道路。但是，即使在今天，20世纪的日本女作家兼演员有吉佐合子也说“历史是His story”，解开英语中的“历史”一词，认为历史不是her story（她的历史）而是写男人的故事。历史上也有女性天皇像持统天皇（690-697年在位）那样一时活跃的时期，但在江户时代也有将军夫人决定幕府将军人选的例子。根据2021年发表的世界经济论坛的世界性性别差距报告书，在156个国家和地区中，日本女性排在120位，在世界发达国家中依然是最后一位。 　　1.持续逃避的百年 　　千年前的紫式部生活的平安时代，一夫多妻制是人们脑海中深深植入的观念，如果被夫权压迫，女性只能顺从、忍耐、叹息。《源氏物语》中的葵姬是政治结婚的受害者，与源氏结婚后长期受到冷遇，郁郁寡欢。源氏爱着父亲的妃子藤壶，因不伦之恋而受到内心的责备而出家。华丽而堂堂正正的后宫，最终没有一个女人能从不幸中逃脱出来。 　　一夫一妻制在近代发明后，积极接近西方的日本明治政府于1870年公布的刑法法典《新律纲领》中继承了江户时代的一夫多妻制度，妻妾属于同等的二亲等（五亲等等级的隔代直系亲属或同代非直系亲属）拥有妾室的数量仍然是男性炫耀地位财产的资本。有分量的日本男性开着马车带着大量的妻妾在繁华街道上兜风，以此自夸的场面，让最先接触西方的思想家、教育家福泽谕吉坐上了座位。他在《劝学》第8篇中谴责了一夫多妻制。日本近代教育的先驱者，第一代文部大臣森有礼在《明六杂志》上连载了4次“妻妾论”，批判日本夫妻关系中丈夫是丈夫，妻子是奴隶的现状，指责“妻妾同居违反人伦之道，不合人性”，自己制定了“婚期律案”的试行法，声明禁止重婚女性可以主动提出离婚。 　　但是，福泽谕吉也只是主张女性在家庭内拥有前所未有的权利，从女性史的观点来看，在福泽的“天赋人权”论中，女性没有社会权利。福泽在《日本妇女论》中明确了理想的女性形象是“贤妻良母”，并没有鼓励女性走出家庭，争取社会经济权利的平等。被称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的森有礼，作为在日本实施契约结婚的第一人，承认了夫妇双方的义务，承认了财产权的共享。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他让妻子像自己一样吃西餐，甚至没有机会吃茶泡饭。怪不得他的第一个夫人阿常为了逃避他的控制和别人私奔。 　　到了1882年，为了向欧美证明进入文明国家，日本政府终于决定在法律上废除男子的妾和妻妾同居的法令。 　　怀着“觉醒”的喜悦，日本女性开始对一夫一妻制家庭模式附带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感到不安，打算参加排除女性的社会劳动。比如日本近代著名作家国木田独步第一夫人佐佐佐城信子，她不顾家人的反对，以私奔的方式与国木田独步结婚，但结婚不到五个月就出门。她的梦想是当记者，但却被丈夫打扰，丈夫也没有赚钱的能力，穷得吵架，把家庭生活搞得乱七八糟。 　　接着，走出去的女性面临着普遍的难题：“再见之后怎么样？”鲁迅在一百年前明确了中国女性的道路：不是堕落，而是回来了。被称为“明治紫式部”的樋口一叶，在小说《十三夜》中饰演的女主角·关，因丈夫的坏心眼而愤然离去。现实中的樋口一叶，违背了情义地走着。她离开东京后，经营杂货店糊口，苦于贫病，24岁时因肺病去世。她留下的卓越作品使她成为现代女性文学的先驱，成为日本纸币上第一位女性人物。 　　1870年，日本盐仓使节团视察了欧洲，发现那里的女性和男性一样可以接受教育。政府决定让5个少女作为第一个女留学生去美国留学。第二年，文部省决定创办女子学校。到了1873年，日本的立法机关宣布妻子有离婚的权利。 　　1887年的《女学杂志》对结婚问题进行了大量讨论，其中一篇文章写道：“离婚也是一种奇怪的风俗，真令人叹息。”。但是，离婚事件集中在东北等贫困地区发生，如果不满足合法劳动力和子孙繁殖的意图，男性提出离婚。女性父母出嫁，过着丈夫权制的生活。在离婚现场，父亲和哥哥露面，再次被带回老家，必须在父权制下生活。如上所述，在不发达地区，女性的地位没有得到进一步改善。但是，在大城市，出现了东京女子师范学校、迹见女子学校等很多女子学校。 　　有趣的是，被上述妻子抛弃的国木田独步反而创立了《妇女画报》。国木田独步在发行之辞中说：“自从征伐俄罗斯以来，我国妇女的活动特别活跃，女子教育盛况空前……这本杂志是借时势发行的。”。当时“离婚是女人的耻辱”这样的观念很强烈，但在《妇女画报》上经常刊登“不能世俗退却”这样的投稿。 　　明治末期，随着日本经济规模的扩大，日本女性终于有了集体就业的可能性。比如电影《啊，野麦峠》中反映的20世纪初的日本社会情景。1903年，制丝厂工人上山招工女，进厂说两天可以吃一顿大饭，业绩好的时候被奖励一个豆包，一年可以赚100日元。100多个贫困农村的年轻女孩越过野麦岭，在长野县冈谷的制丝工厂打工。结果，到了那里，这个花季的女孩子们被过重的劳动剥削，每天只吃10分钟的工作餐就满足了，同时被男性随意践踏，最后辛苦地得了病。从男权的束缚中逃出来的女性无法逃离资本家的牢笼。 　　2.“新女性”和“主妇” 　　1910年，作家兼评论家坪内逍遥先生发表了题为“新女性”的演讲。1911年，女性作家平冢雷鸟在杂志《青1913年1月，平冢雷鸟在《中央公论》上发表了题为《我是新的女性》的文章，“新的女性”成为了流行语。《青稞3881配方》作为新女性的阵地，不断发表讨论新女性的文章。他们积极争取社会权益，同时破坏旧道德，为妇女争取家庭权利，提倡自由恋爱。 　　女性作家与谢野晶子在“新女性”这一概念出现之前，就通过写短歌来表现新女性的形象。她的短歌让日本男性大为惊叹，第一次知道女性也有情爱的诉说。比起她的创作更受关注的是，她坚持不懈地追求个人幸福，与诗人谢铁干结婚后，用稿费养育了12个孩子，让丈夫也吃了“软米饭”。与谢野晶子曾经写过一篇题为“贞操论”的文章，反对贞操问题的道德化，提倡新的道德，提倡自由恋爱结婚。此后，周作人将其翻译成中文，刊登在1918年的《新青年》上，在五四运动时期大力推动了中国女性的解放。 　　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浪潮的兴起，很多人，例如不能继承农业家庭家业的次子、三子等（日本是长子继承制）离开土地进入城镇，他们作为商品化劳动力，以报酬收入维持着自己的小家庭。这样的“新中间层”扩大了，结婚率大幅上升。同时，传统家庭模式逐渐崩溃，走向真正的一夫一妻制。 　　但是，这样的结婚模式中，附属了男性和女性的性别分工模式，女性成为“主妇”，妻子外出工作的人口比例正在下降。据统计，以东京为例，明治时代东京贫困阶层妻子的就业率达到72%，大正最后一年（1926年）妻子的就业率下降到9%。“主妇”的角色一开始也很受女性欢迎。男性的外女主内这种性别隔离模式表明她们已经成为家庭的女主人，可以从男性的权力控制中摆脱出来。在“新女性”这一概念逐渐扩散的过程中，电话交换员、护士、乘务员、工作人员等职业女性受到社会上的蔑视。结婚后回到家庭的想法一直持续到现在的日本社会。1980年，在各地博得人气，登上顶点的日本女演员山口百惠急流退去，彻底回归家庭。最近上户彩、木村佳乃、工藤静香等嫁到日本的林志玲，结婚后也完全惊蛰了。她们虽然也有各自的困难，但大体上都能以温柔的收入过着憧憬的平凡生活。但是，对于普通女性来说，情况是不同的。 　　长期以来，这种回归家庭的模式让女性发现，她们在家里的劳动无论多么辛苦，都不值得。面对这样的情况，现代日本著名的女权主义学者上野千鹤子认为在她的《父权制和女性主义》一书中，现代家庭是现代工业社会女性歧视的根源，父权制和资本主义在这里实现了共谋。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主张，女性解放是全体女性回归公共产业领域的第一前提条件。 　　日本于1985年制定了《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女性依然受到歧视。在日本的劳动市场，员工类型大致分为综合职和一般职两种。普通员工是秘书、护士、护理、打字员、接线员等辅助员工，是为女性定制的。据统计，2009年，综合类男女比例为9:1，10年以上后达到8:2。一般职务的工资不到综合职务的工资的80%。男女同工同酬，除此之外，女性在结婚之前工作的观念是日本社会的共识。留在劳动市场的女性有3种左右。我是结婚年龄未满的年轻女性。选择不结婚的女性。寡妇或离婚的妇女。因此，成年女性面临的问题是家庭还是工作。如果双方都希望，如何安排好生命的每一个周期呢？如何恢复工作，如何面对低报酬？于是，上野千鹤子在2019年东京大学的入学仪式上，给坐着的女学生泼了冷水。由此，很多人发现了日本社会普遍的社会问题——女性的贫困。 　　3.女性贫困和“中年离婚” 　　21世纪日本女性的生存实态显示了两个极端：是紧紧抓住高薪的工作岗位，身心俱疲，还是和贫困一起衰老。女性贫困的话题在日本引发了热议，近年翻译成中文的有铃木大介的《最贫穷女子：无缘的地狱》（2016）、NHK特别节目收录组编辑的《女性的贫困》（2017）、中村淳彦的《东京贫困女子》（2021）、饭岛裕子的《日本女性的贫困》（2021）等。根据NHK的统计，2012年20岁到64岁的所谓“劳动人口”中，一个人生活的女性占32.1%。 　　根据中村淳彦先生的调查，很多贫穷的女性转向看护行业，打算改变命运。但是，在有巨大需求的社会福利事业中，80%的员工是非正式员工，劳动强度大，时间长，工资低。但是，日本政府没有具体的解决女性贫困问题的措施。 　　作为国民女作家而为人熟知的向田邦子在小说《隔壁的女人》中说道：“‘自由与独立’这个词，女人都喜欢吧。因为没有。结婚的话女人就会失去双方。”。从向田邦子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对“安定的幸福”家庭的憧憬，但书中却温柔地发泄了对男性的不满。 　　2005年，在日本上映了一部名为《中年离婚》的电影，表现了日本女性的真实情况和诉求。回到家的女主人像几十年一天一样对丈夫温柔体贴，专心照顾家庭和孩子，但丈夫却为妻子的支付而心平气和，下班后经常喝酒社交，夫妻俩的交流很少，感情基础渐渐动摇。因此，在缺乏感情和不满足于丈夫缺席、分丈夫一半养老金的法律保障下，很多日本女性在孩子成人、丈夫退休时提出离婚，这就是“中年离婚”。习惯了衣服伸手吃饭张着嘴生活的丈夫，离婚后健康状况越来越恶化，最终成为了男尊女卑观念的牺牲品。一部分日本男性也成立了“爱妻协会”，拯救了不容易的家庭幸福。 　　4.寻求平等之路 　　在日本的传统文化中，女性结婚被认为是成功的，如果不结婚就失败。为了转换这种偏见，日本女性仍在不懈地努力。 　　2003年，女作家酒井顺子以自嘲的口吻称满足“30岁以上，未婚，没有孩子”三个条件的女性为“败犬”，出版了随笔集《败犬的远吠》成为话题。“败犬”一词也被选为2004年日本的流行语。即使找不到解放之路，“败犬”也会执着于自己生存的困境、意义、她们的呼声，将其写出来，这本身就是意义所在。 　　日本自由记者伊藤诗织两次向法律控诉强奸事件，两次被驳回。她困难的胜诉最终使日本在2019年修正了强奸罪的量刑标准。她的胜诉还有一个意义。将“metoo运动”提高到“wetoo”的高度，鼓励更多的女性抵抗对女性的伤害。 　　吸取1960年代女性解放运动的经验，日本设立了“自觉团体”，针对女性所面临的一切问题开始运动，设立了女性咨询中心。上野千鹤子本人担任理事长的非营利团体的女性行动网络致力于实现男女平等的社会。她提倡的女性主义，不是女性像男人一样行动，而是弱者不是强者，而是追求弱者也被尊重。 　　如果女性劳动力化如何解决育儿问题，上野千鹤子在“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和“父权制和资本主义”中提出了两种解决方法。一是公共化，学习北欧福利发达国家模式。第二个是市场化，雇佣专职的家政妇和家政妇。 　　总之，女性结合自己的命运，把它与社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更能与他人接触时代的痛苦。总之，日本女性意识到男性权利制是敌人，而男性却不是这样。所有的人都会成为男性权利制的受害者。所以，在争取女性解放的道路上，作为一个走男性道路的人、战友、同盟者，携手最终实现“人”平等是一个美好的理想。 　　（作者：陈言，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